2012年6、4前，我听盛雪抱怨说6.4晚会使用的设备陈旧，喇叭是她家卡拉OK设备，使用20年了，会场后面听不到声音，而且很多大设备是向法轮功借的。我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去筹款，我们全部更换。”她说：“这事真的也就是你能来做”。我在20多天里筹到700多加元，和一位懂电器的朋友，在网上买了一套旧音响（非常新的二手），并在商店里购置了新的大幕布和新的投影仪。因后来时间紧张，临近6、4，我只好停止，在我的宣传下，还有很多人要捐助，我都没有接受。高级话筒也没有来得及买。这期间所有事情，我都向盛雪汇报了，捐款人我都开了收据。6、4过后，我将设备全部拉到盛雪家，交给了盛雪。本来我是帮了她一个忙，帮了民阵一个忙，我本人从没有参加过民阵组织。
但让我奇怪的是：6、4以后，她对我十分敌视，几次出言不逊，还说她家没地方放设备，给人感觉我做了什么很对不起她的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问董昕，他说：知道你这次受委屈了，就让着她吧。我更加糊涂。这一年是我出力出钱最多的一年，我错在哪了？为什么让我受委屈？但董昕不讲。这一年也是其他朋友出力最多的一年，买花、蜡烛、餐包等都是大家个人认捐的，没有动用上一年的捐款。
后来6、4总结会上，盛雪和罗乐的总结居然对设备筹款购置设备以及那些出钱购物品的人，一个字都没提。我觉得这样的总结不全面也不公正，我就发言，把整个情况说了一遍，如果他们总结了，我并不想说话，议程中并没安排我发言。当我说到：话筒还需要更新时，坐在我身旁的于柬，立即掏出一张百元钞票，很痛快的说“拿去买话筒！”在我还没能完全接过这张票子，盛雪就冲过来，怒气冲冲的说“你最好把钱给民阵，要买什么？民阵自己会买！”，这话真让我非常气愤，显然是冲我说的，不然跟人家要钱还要用这种打架的口气?于柬愣住了，问我：“你们不是一回事吗？我也很吃惊，因为我始终认为是帮民阵做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不仅出力，也出了钱。于柬又问我“那我这钱给谁” 我说“去给盛雪吧” ，于柬就起身去交给了盛雪。但后来我就不清楚于柬一直追着盛雪要收据的事了，因我有事先走了。第二天，于柬打电话对我讲了盛雪不给她收据，还态度恶劣说“我又不是管发票的，我怎么能给你开？”于柬对我说“我捐的钱，我必须要收据，你给我问一下谁管收据？我再也不会给民阵捐一分钱！”我告诉她，我一定帮你要，民阵肯定给你。（因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大数额捐款，给不给收据？）我就给民阵会计顾明打了电话，让他给于柬开一张100元的收据，告诉他于柬已将钱交给了盛雪。顾明说：“我们一般是到年底才给开，你让她等着吧” 我转告了于柬，说一定会给你开的。可并没告诉她要等半年。我知道于柬的认真，开张收据也不是什么难事，早点开给她就完事了，避免把矛盾扩大。可过了一天，于柬又打电话问我，究竟什么时间能给她收据？并表达了对民阵财务手续的质疑。我又赶紧给顾明打电话，并说“你赶快开给她吧，别让她再讲对民阵不利的话。”并说，“年底才开收据，谁记得住啊？”（因我那时还是没看透他们是故意而为）。但顾明表示他没有办法。我也就告诉于柬要年底才能给她，于柬真的是气得要命，我也觉得挺对不起她的。以后于柬再没打电话给我。
下面我先插一段接下来的事。
为了搞清盛雪为什么在这次六四后对我十分无理的行为？我问了民阵财务顾明，当时我并没公开与盛雪决裂，顾明也可能不希望我和盛雪闹翻，我问他，“我到底错在哪了？为什么盛雪对我如此无礼？”他说了一句话“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向应宏善筹了款。”我还是不懂，我认真回忆一下过程，在我筹买设备款时，我原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光荣”一下，尽量不找平常捐款的圈中人，但盛雪两次对我说：应大哥说要捐款。其實应宏善本人也跟我说了两次。这样我就停止了其他人捐款，因我也没时间了，就让应宏善捐助了250元。而韩广生也要捐，我并没联系他。慢慢想这个过程，我觉得有问题，怎么应宏善捐款不对吗？我既没动员他捐款，也没乱用他捐款，收据也给他了。为了搞清楚，我找了应宏善，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应宏善每年64都给盛雪捐些钱，而这次因為他向我買設備捐了款就沒再給盛雪捐款，他认为我这次为设备筹款也是民阵的行为，是一回事。他这样做是盛雪万万没想到的，也是盛雪對我氣急敗壞的原因。那么，把钱给我去為民陣買設備和给盛雪有什么区别吗？我已经明白了，捐给我，买了设备，捐给盛雪，她则可以自行支配、灵活使用。但如果都是用在六四晚会上，对我的气愤，从何而来呀？只有心怀鬼胎，才会如此計較捐款的方向。这也让我联想到李天明曾向我证明，盛雪让他使用捐款加油一事。这就是真相！当然应宏善也并不愿意因為他一次捐款的疏忽看到我与盛雪的矛盾升级，盛雪也不可能对应宏善翻脸，所以就拿我出气。以前发生了若干次事情使盛雪以为，无论她怎样霸道、怎样无理，没人敢对她说个不，多伦多民阵就是她的家天下。但我也是个认真的人，眼裡揉不進沙子，损公肥私的人我最看不起，也决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一定要说话。
我第一次这么清楚地认清了盛雪这个人，不仅行为不可理喻，而且做人低级趣味。我决心揭露盛雪，无论输赢，我都要全力以赴，我就是要看看海外“民运领袖”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致？是真搞民运？还是利用民运招牌搞贪腐？我先放棄繼續幫助民阵做義工工作，并准备辞掉十元计划的管理工作，开会我也不参加，因我本来也不是民阵成员。盛雪和多伦多人也看到了我的变化，我准备退出此圈子。
到了2012年年底，盛雪要召集开会，罗乐拟定了开会议程，其中有十元计划的事，还有一项是公布民阵的账目，并要求民阵会计带账本。这是罗乐写的会议安排，但是多伦多民阵并没把他当回事，开会那天，会计没准时到场，也没带账本，更别说公布什么账目情况？这让罗乐很尴尬。
但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罗乐与盛雪离开会场，等他们再进来，盛雪就口出狂言对我喊：“你不是就要查账吗？”我说：“你们应该有合理的财务制度!” 我们就這樣争执起来，盛雪还态度很凶的将一个手写的小纸条给我，告诉我给于柬，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是“收到捐款80元。”我说：不对，我记得清清楚楚她那天拿的是100元，盛雪坚持说“就是80元”，我立即讲了那天的情况，她是怎样捐的那100元钱，提醒她本来是让我去给六四晚会设备更换话筒的，可盛雪说我在瞎编，她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盛雪還說，在那次会议后，于柬专门给了她200元，告诉她：120元是捐给“十元计划”的，另80元捐给民阵。之后盛雪对开会的人喊：“谁见过那天于柬捐了100元？”在现场的人没有人站出来说话，都说不记得了。我就问贺军，我说：“于柬讲，盛雪当时是将钱交给你了，你不记得多少钱吗？”贺军回答“盛雪说多少就是多少吧，我不记得了。”我说你们去问问当事人吧！于柬在半年前的6、4纪念会上就已經和她儿子一起捐了两个人的240元，十元计划里一年的钱，我当时就开了发票给她，并问他们是否使用真名，她说她无所谓，她儿子真假名都行，我看他们有点犹豫就说，把她儿子名字稍作改动。给他们的收据和底单名字是一样的。那一次于柬捐了100元後盛雪没给于柬收据，于柬已经气得要死，跟我发誓不会再给民阵捐一分钱，她怎么可能在那之后又给盛雪送去200元，再讓盛雪继续欠着收据？為此我们吵了起来，我一气之下夺门而出，民陣的翟布刚追出来，看劝不住我，就送我去了地铁站。
晚上，我先给于柬打了电话，她斩钉截铁的说：她只是在6、4总结会上捐给盛雪100元，之后再没捐过一分钱。我说那你写个情况给盛雪，她可能记错了。她说：好，就写信给了盛雪。几天后，她转给我盛雪给她的回信，向她道歉，说自己很忙，身体不好，实在记不起来有100元捐款的事。我在那晚，给于柬打完电话后，又给顾明打了电话，问他是不是记得于柬捐款100元之事？顾明在电话里不提此事，只跟我大喊：“盛雪说80，就是80！你不要再坚持!” 我气愤地挂断电话。
之后于柬又打电话给我，说应宏善也打电话告诉她：那天确实看到她给了盛雪100元，但在盛雪问谁看到那100元时，他没出来作证，所以向她道歉。应宏善还告诉于柬，在她捐款的当天晚上，他回家后，还跟他太太说“于柬今天又捐了100元。”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多伦多民阵要在年底才给索要收据的捐款人开收据，于柬就是一个例子，盛雪的财务规定，就是故意造成一个事实上的遗忘，事后就是抵赖和胡搅蛮缠，说别人记忆有问题，或者就是别人编故事要故意陷害她。
更有趣的是，多伦多民阵成立了一個调查组調查我诬陷盛雪，又将于柬这100元捐款也拿出重审，可这次調查他們既没找當事人于柬，也没找當事人我。盛雪手下的一班調查員，就将那100元捐款的真相又改回成了80元。结论是盛雪记忆正确：于柬一共只捐过200元，是亲自交给盛雪，并告诉盛雪，120元是十元计划捐款；80元捐给民阵。更可笑的是应宏善也是调查组成员，他又明知故犯地忘記他如何向于柬道歉了。他以後如何向于柬如何解释他的出尔反尔？
捐款记错本不是什麼太大的事情，改過來也就算了。但从这件小事，却看到了盛雪一班人马的人品，以及盛雪的無恥無賴人品，一個诚实的人，进了盛雪的圈，就像信了邪教一样，走火入魔般的不能自拔，宁可贬低自己的人格、放弃尊严，颠倒黑白，也要不遗余力地讨好盛雪。这种不折不扣的奴才精神，还整天叫喊反專制，要民主，实在是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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