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和平理性非暴力
（2017年2月23日）
自从民阵1989年成立以来，海外民主运动的主流一直有一个共同的行动原则：和平、理性、非暴力。然而海外民运起起伏伏，总是有一些人不顾这一共同原则，反复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以过激的面目标榜自己反共，表现自己的彻底。最近几年来，这样的暴力革命主张又一再高调出现。如果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朋友，基于义愤和不满，发发牢骚，说说气话，也不足为虑。但是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的暴力革命主张者，竟是一些中年以上，通晓文墨的“愤青”人士。我们一般依旧把这些言论作为义愤不满或牢骚气话来批评。但是也不能不对中共专制集团保持警惕：很可能中共特工部门故意散布这类过激的暴力言辞，来搅乱海外的民运战线。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暴力革命的说法多是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唾馀。暴力革命的说法在中国人群体里面为什么这么耳熟能详？因为这是中国大陆政治和历史教育的基本课程。人们看到干部的腐败，对百姓的压迫，自然的会联想到反抗国民党，说到反抗压迫和腐败，就联想到革命，就是建党，就是建军，建立根据地，长征，抗战，然后是几大战役，终于夺取政权而建国。很少有人对这类半谎言半史实的说教作出过反思和辩驳。实际上，中共的宣传完全回避了世界的国际大势。列宁建立苏俄政权是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欧洲各国都已精疲力尽，德国皇帝难以维持进一步的战争消耗，拿出一笔小钱六千万帝国马克，暗中支付给列宁，让他回国去搞革命，然后让俄军休战退兵。这笔小钱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却是巨额资助。增强了苏维埃赤卫队的武装，也让共产党的《真理报》增强了宣传力量。战争结束后，各国已没有力量全力支持沙皇旧部的军官以毁灭苏维埃，苏俄就壮大起来了。毛泽东以为中共的胜利就是他“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胜利。实际上，中共的胜利也是历史上的特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都打得精疲力尽，没有力量再来干预中国的内战。再加苏军将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和技术、卫生人员交给解放军，解放军才战胜了国民党。战后数十年，同样是农村包围城市，同样是武装斗争，仍是毛泽东的那几本战争战略战术的军事著作，直到毛泽东死亡，找遍亚非拉，再也没有一个靠武装革命成功建立的新政权。为什么？因为当今已经进入了热兵器加高信息化时代。不论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反政府力量，都不可能掌握比政府更加先进、更加强大的武器装备和信息手段，妄想用手枪步枪和手机去对付坦克直升机导弹和卫星扫描，搞一点骚扰和破坏是可能的，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来之不易，是中国人民花了千亿万亿血汗的人民币，被毛泽东用以“支援亚非拉武装斗争”的名义全部打了水漂，才换来的惨痛教训。
当今的时代是谈判和妥协的时代。民主宪政依靠的是理念，是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是公正平等的人权和自由。韩国、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没有依靠武装暴力却成功了。苏联的解体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茉莉花革命也不是暴力完成的。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拥有与美国相抗衡的氢弹和运载火箭。可是并不能抵挡反对共产主义、改换社会制度的抗争。民主人权和宪政自由总是人民的诉求，专制独裁统治集团最终总会走向崩溃。和平演变才是我们的正确方向。海外民主运动的一切都是为了促成这样的和平演变。
目前的中国社会，人民对于中共的腐败和专制极为不满，互联网上到处可以看到嘲讽和挖苦当局的叙述和调侃。但是毕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比毛时代有所提高，温饱不足的地方已经大为减少。人民的情绪还远远没有达到暴力造反的程度。在这样的历史时段，民运应该积蓄力量，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向国内各阶层人民介绍和讲述宪政民主，让普世价值逐步深入人心，一旦时机成熟，经济危机或专制崩溃，宪政民主就可能水到渠成。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揭露中共的专制腐败，声援国内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救援受迫害者，提出有利于中国良性变革的各种主张，迎接国内的民主转型。
海外民运不应该提倡暴力抗争。现在提倡暴力的人都是在中文圈子里作秀，不敢在外文网路上露脸。如果公然露脸，很快就会招致所在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就会影响其本人的居留或入籍许可。提倡暴力行动是直接的违宪言行。高叫暴力的人士如果不引起中国当局的注视，却能随意进出中国海关，而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们反而不能回国，到底意味着什么？高叫暴力，却又贪腐说谎、或者竭力阻止和抹黑民运内部的反腐败、反歪风邪气的活动，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言行。主张暴力，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历史上徐锡麟、汪精卫等人都是事先不事声张，然后突然出手，而且视死如归。英雄本色彪炳史册。（汪逆卖国是后来的事情）。身在海外空谈暴力，实在是徒添笑柄而已。真正的暴力抗争是组成军事领导机构，筹措军饷，招兵买马，训练游击队或正规部队，进行实战演习……海外根本无法操作。
鼓吹暴力革命，很容易误导中国民主力量堕入陷阱。国内的民主力量，很容易被中共以反恐的名义加以剿灭；海外民主力量，可能被中共甚至被所在国政府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再也得不到民主国家政府和民间的同情与支持。而且，一些高叫暴力革命的人士，可能标榜自己是彻底的革命家，排斥打击不同政见者。已经发生过个别鼓吹暴力的人士，污蔑攻击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民运人士，将民运会议诋毁为帮助中共维稳的“人大政协会议”（例如2014年11月初的慕尼黑“中国大变革策略研讨会”就曾遭到这样的恶毒攻击与抹黑），甚至将忠心耿耿的民运人士打成中共特务。
武装对抗的暴力结果，必定是人民付出生命财产的巨大代价。南斯拉夫解体时期的动乱几乎尽毁战后和平建设的美好家园，各族人民的惨重死伤，反而增添了新仇旧恨。南斯拉夫战争产生了上百万难民，叙利亚战乱产生了数百万难民。如果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可能产生数千万乃至上亿难民，“三共论”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以及黄祸预言（中国难民逃往全球）都会完全兑现。
暴力取胜的政权也很容易转变成延续暴力的专制政权。中共胜利之后，其暴政比国民党的专制更加残暴而全面，人民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三年饥荒饿死四千多万农民，十年浩劫不仅人民普遍遭殃，生产力、文物古迹、传统文化、宗教道德等等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再看看目前的海外民运界，正气不足，邪气十足。部分民运人士面对邪恶，集体哑言。一旦走上暴力革命之路，很可能是流氓当道，即使革命胜利夺取政权，无非是共产专制变为流氓专制或其它专制，跳不出“专制——革命——专制”的怪圈。
我们不否认人民有以暴抗暴的权利。我们也不完全否定暴力抗争手段。如果中国出现人民起义、军队哗变、宫廷政变等暴力事变，我们绝不会用非暴力原则自缚手脚。不过，即使我们去从事军队和警察的策动工作，参与劝说军队官兵不向人民开枪的秘密工作，也不是从事暴力反抗，而是从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
总之，促进和平演变，推动中国有序变革，启蒙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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